从瑞金启航，在烽火中淬炼——人民检察制度的峥嵘岁月

从1931年到2026年，人民检察事业薪火赓续、弦歌不辍。一张张沉淀时光的老照片，为我们展开人民检察一路走来的历程。旧影无言，却可回望峥嵘，亲历者，于画中重温滚烫岁月；后来者，在光影间读懂初心、汲取力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答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代检察人传承红色根脉、恪守法治信仰、厚植为民情怀，以忠诚践行初心使命，以履职守护公平正义，以担当铸就检察荣光，在接续奋斗中不断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检察新答卷。

（部分视频画面由AI生成）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并设立了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等机构。人民检察植根红都，这是人民检察事业的光辉起点。图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场。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何叔衡为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委员。图为1932年1月，何叔衡（左二）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工作人员在一起。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条例》共五章16条，明确了工农检察部的组织系统、任务和工作方式。图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工农检察部组织条例》。

1933年4月，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搬到瑞金沙洲坝“杨氏宗厅”办公，这是工农检察机关的第一处独立办公场所，见证了人民检察制度的诞生与发展。

1934年1月下旬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列席旁听1500多人。大会将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更名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

1934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毛泽东等17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子恢等36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项英兼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董必武、罗荣桓（新中国成立后首任检察长）、蔡畅、滕代远等35人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

1937年10月5日，抗日军政大学六队队长黄克功，因求婚不成，枪杀陕北公学女生刘茜。同年10月11日，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公审此案，雷经天担任审判长，胡耀邦、王卓超、徐时奎作为公诉人出庭。黄克功案既是我们党从建立革命政权初期就致力于从严治党、取信于民的鲜明例证，也是我们党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法治严肃性权威性的充分体现。

1937年，中央红军经历长征抵达陕西，实现了伟大的战略转移。同年7月12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正式成立，谢觉哉任院长。图为朱德（左一）与“延安五老”中的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从左至右第2—5位）在延安中央党校合影。“延安五老”中的董必武和谢觉哉在中央苏区（瑞金）同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在延安时期为推动当时的立法和检察制度初创做出卓越贡献。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决定在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设置检察处，内设检察长及检察员。大会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选举雷经天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图为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全体议员合影。

延安时期，司法机关（包括检察机关）的设置主要以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和需要为依据，基本上实行“审检合署”，在法院内设检察处，1939年和1940年检察长空缺，只有检察员。直到1941年1月李木庵出任陕甘宁边区第一任检察长。图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

1945年11月，中央决定成立宪法研究会，谢觉哉为研究会总负责人。会议推选谢觉哉、何思敬、李木庵等人为宪法起草人。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其中司法部分规定“各级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除服从法律外，不受任何干涉”。这次大会后，边区检察体制进行了改革，“审检合署”改为“审检分立”。图为毛泽东在延安与谢觉哉商议工作。

从瑞金叶坪的初心启航到杨氏宗厅的“人民检察第一门”，再到陕西延安的窑洞，人民检察制度在革命烽火中诞生与淬炼。这一幅幅老照片，定格的是历史，传承的是使命。何叔衡、董必武、谢觉哉等老一辈检察先驱用忠诚与担当，为人民检察事业写下开篇。新时代检察机关将继续传承红色基因，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进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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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图片提供者：高洪海 肖杰 程丁 张东魁 闫昭  钟心宇 张哲 徐谦 向德胜 李田甜 刘广强 王凯忠

视频：田昊 路纪臣

参考文献：《毛泽东画传》《人民检察80年·图说历史》《检察老照片》《映像检察40年》《中国检察史资料选编》

《共和国检察历史片段》《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北行漫记》《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史迹》《红色故都》《从瑞金溯源》

 

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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